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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声“爸爸”，我这辈子也喊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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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8 09:29:0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我不是一个喜欢哭泣来表达人生痛苦的男人，虽然细细回味起来，有很多悲伤至极的事情。
　　比如埋藏在我心底的那份关于身世的伤痛，当然这必将伴随我一辈子。我的父亲曾经当过兵，15岁初中毕业去福建晋江6714部队当炮兵，人很机灵，在当时的福建前线部队也算“高学历”人才，被师长选为勤务兵，于是通过努力（人确实很上进能干，那时候前线有零星炮战，他也很勇敢。记忆力好，毛选能完整地背下来，获得荣誉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多说了）在17岁的时候提了干（完全靠能力和实干，因为他去当兵临走时，我奶奶家穷得连做两个面饼的麦粉都没有），少年得志，在那种政治年月里又不知道天高地厚，终于在后面犯了错误，先是被划进了林biao路线――疯狂的年代很有意思，就是他当战时时学林语最积极――而这仅仅是一个少年战士随大流的疯狂而已，但是埋下了祸根。第二个大错误就是有一次和老乡在他房间喝酒，酒喝多了又抽烟，烟抽到一半又昏醉，终于烟头引燃了木质的营房，他们几个虽然完好地逃了出来，但是烧掉了一大片房子，因此，他被罚回老家参加生产改造，是谓第一个错误。那时候老家很穷，他不愿意受穷，就去江西做木材生意，因为村人的告发，钱没有赚到，倒戴了一顶“投机倒把”的帽子。消息反馈到部队，部队给予取消干部、留当察看处分，将档案也退回了大队支部，但是没有开除军籍，以观后效。但是那年父亲才19岁，19岁的心智毕竟不不成熟，受到一系列人生打击后，他消沉了，吃过皇粮，也受不了稼穑之苦，整天和村里一班游手好闲之徒混在一起。加之大队掌权者落井下石，进一步对他整治（注：真实的农村尤其是贫穷年代的农村，农民根本没有主流宣传的那么纯朴、善良，相反农民的妒忌、自私、狭隘在那种年代成倍地放大释放了。）6714部队一个师长在1969年春天从福建带人亲自到我老家这个闭塞的小山村来找我父亲，那时候我父亲在农村游闲两年了，不修边幅，蓬头乱发。师长问父亲，对前面所犯的错误有没有认识，父亲说除了喝酒烧了营房，其他没有错！师长说那你到底想不想回部队，父亲说，不想！师长问为什么，父亲说，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爷爷奶奶要他低头认错，父亲就是不认为有什么错。师长说如果你不想回部队，那我给你保留军籍退伍，但是当表还在你们大队，你叫支书拿出来签署意见后带回去。其实之前奶奶爷爷已经私下给支书送了两斤猪肉，哀求他高抬贵手把留当察看意见写好点，不然就是开除当籍了。但是父亲次日知道奶奶爷爷送了两斤猪肉给支书，第二天就踹开支书家的门，把支书老婆已经下锅的猪肉拿了回来。父亲后来也告诉我，其实他当时看到二三四叔小姑等弟弟妹妹一年到头都没有吃到一滴油，加之支书前面的权势卡要，他就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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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长同来的机要科长抱着父亲（父亲是机要参谋）在我奶奶家大哭。师长没有多说，后面就不多说了，反正父亲从一个农民变干部最后又变回了农民，当籍也没了，唯一的保留是军籍没有开除，国家还算承认他当过兵。
　　后来，到了1979年，在爷爷奶奶张罗下，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父亲是当时村人眼里的既聪明又游手好闲之徒，而母亲则是一位朴实勤劳的山村姑娘，但是没有文化，不善交流，只会勤恳劳动。改革开放了，给了在村里游荡将近十年的父亲很大的灵感，他开始往返于江西和浙江，贩运当时浙江比较缺但是江西很多的木材。因为虽然改革开放但是没有完全开放，中间也受到村人的一些诬告和陷害，但是都逢凶化吉，当然关键是进入八十年代后大环境变了！在1981年的时候，父亲成了万元户。后面说了也没有意思了，就是因为和母亲各方面不合，有了外遇，再后面就是离婚，离婚那年，我才1岁。母亲不愿舍弃我，而父亲也因为新欢的缘故，不愿意要我，于是我在这个山村开始了艰难的成长。
　　说了这么多前言铺垫，开始说我第一次哭的经历了。我还有一个表哥，姑妈的儿子，年龄比我大三岁，姑妈和姑父也离婚了，因此我们都住在我奶奶（他的外婆）家。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有一次，村里的孩子王要我和我表哥做他的“小弟”，喊他大哥，我们不肯，他便带人来打我，大我三岁的表哥比较懦弱，受了欺负，我坚决不肯，奋起抗争，终究因为幼小，不是对手，脸上被他们用指甲挖了很多血痕。我一时来气，就抓起一块石头，向那个孩子王面门拍去，疼得他哇哇大叫。于是后来，对方家长出来了，顺便再说句，别太高估农民素质，那个家长没有责怪自己孩子的霸道，而是骂了我和我表哥，很恶毒。我表哥其实整个过程都不敢还手，我觉得他太委屈太懦弱，我气上心头，抓起另外一块石头，朝这个泼妇砸去，她躲开了，一把过来拧了我的耳朵就骂，并且骂出了一句让我感到无限委屈并且痛哭的话：
　　你们两个都是没有爹娘教养的……（他儿子名），我们不要理会他们（按现在时髦说法，是带有无限的人上人的优越感的语气。）
　　那时候我很委屈，因为我和我表哥没有大人的护犊，说不出来的苦。我蹲在那片晒谷场大哭一场。
　　后面也经历很多事情，比如在我19岁的时候（2000年），父亲突然从江西回来了，其实他有意要来认我，但是我回绝了，从我1岁到现在，父亲其实并没有对我尽过做父亲的责任，虽然那时候我很困难，因为我刚高考完，要上大学，却不知道学费从哪里去找，母亲仍然是一个贫苦的农妇，并且为了供我上高中，变得更加的贫苦和苍老。父亲在江西闯荡二十年，却有了很大的积蓄，在浙江还办了一个小建筑公司。父亲叫村人托话给我，如果我喊他一声爸爸，他马上给我解决大学学费后以后房子、车子等人生大的开支等，并且我家族所有弟弟包括同父异母的弟弟，都没有上学，都早早跟随大潮流打工的打工做生意的做生意。
　　虽然我很困难，但是我没有答应，我叫来托话的人带话回去，我说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遥远，我并不恨上一代的是是非非，但是，我现在无法突然对一个陌生人喊一声“爸爸”，我也不需要你的资助，一切我自己会解决。
　　我也知道，上大学一次姓带走的上万元钱，将会使我母亲那已经苍老的脊柱被压垮。在上高中的时候，为了上大学，我曾经利用逃课和假期跟村人出去绍兴跑了几次贩卖香榧和茭白生意，手里有三千多积蓄。虽然整个村子都把上大学看得非常有出息和神圣，但是我已经偏向于生活了，我在2000年那个假期只是被动地等待，经济上一贫如洗的我却因为出去跑了几个低级的贩卖生意获利而对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高考志愿填了中山大学经济系，并且从往年分数看，超了录取线五十多分，把握也很大。
　　但是经济还是像一座山时刻压在我和我母亲。在填了志愿后的2000年7月底，我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要我去杭州参加体检，原因是一些院校名额没有满，需要补招。再说一次，虽然我很爱经济学，但是面对这些院校不需要交学费的诱惑，我还是决定去试一试，于是我去了。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到省城，还完全靠和其他几个同去体检的同学一起包车，才到了西胡边上的那个某某疗养院体检点，不然我准迷路！
　　然后就是面试，体检。开始说还是缺招，但是省招办发出补招通知后，我所补报的这个学校这个专业仅招23人，却来了1300个上线的考生。交化验费的时候，我心隐隐作痛，因为我自己感觉录取把握不大，我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岂不浪费了这几百元体检费。
　　我本来打算直接回家去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偶然的因素，我们进入疗养院的时候，一个很不起眼的横幅让我突然产生了强大的进取动力，这个横幅是这样写的：欢迎同学们报效祖国。我是被“祖国”两个字感动了，因为我这辈子实在是太缺少值得感动的东西了，父亲没有让我感动，村里父老乡亲也没有让我感动，因此我对内心深处的那个遥远的祖国感动了。后面我硬着头皮参加面试、体检，身上带去的三千元钱，交了体检费，又花了五百和其他同学在当天下午游玩了西湖。再到后面，竟然被录取了，去了重庆上学。再说一次，我对我的这次录取本身没有太大的兴奋，因为我始终想的是去广东学经济学，我始终是被祖国召唤过去的一时激发去为了所谓的祖国需要学一个我并不喜欢的医学专业。
　　些都是真话，到现在还是这个观点不变。毕业前，父亲为了我能分到一个好点的工作，再次联系了我，并且说如果要跑关系，他提供30w资金给我，争取到北京或者上海的大医院去，但是他还是讲了一个前提，就是作为儿子的我，必须喊一声爸爸。那时候分配形势很不好，因为在2005年就业形势下，医学本科学历本身就不值钱了。想要分个好单位，不跑关系根本没戏，哪怕你成绩再好表现再好。我虽然也想先找个好单位，然后好考研出去或者其他途径，但是这对没有多少社会关系的我来说，一切都要花钱，而我一介穷学生，又哪里来的钱？父亲的条件给了我巨大的诱惑，那天我失眠了，我在想我是不辜负五年苦读要一个前途呢，还是继续屈服于我这个倔强到死的个姓呢？我在一个晚上抽完了一包烟后，终于决定选择后者。
　　后来，一点悬念都没有，我被分到一个很小很基层，但是对混日子来说很好很和谐的医院参加工作，后来又结婚，结婚后又遇到了一次喊“爸爸”风波，按照我们那边的习惯，结婚后应该称岳父大人改口为“爸爸”，但是我一直无法做到，我曾经努力去逼迫自己喊，但是终究喊不出来，我曾经跟我老婆讲，我的生命里，真的很难找到这个词汇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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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句心里话，我对母亲欠了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但是我对父亲从心底讲，现在也没有多少的恨，我也决定了，如果我儿子长大了，我会教他，见到我父亲应该喊“爷爷”，对于我自己，我真的是喊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