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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明朝人的生活水平
一两银子等于多少人民币？
明朝米价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后基本上一两银子可以购大米二石。《明史食货二》：“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明代一石约等于现在的94.4公斤。按2006年大米价均价1.75元/斤计算。一两白银是2*94.4*2*1.75=660.8元。
明朝的工资
柴薪皂隶：百姓有给国家服役的义务，不过服役是有工资的。轮到当役了，派给当官的跟班，柴薪皂隶就是买柴烧水、干杂活。年收入20两，计13216元（人民币 下同)。（明朝国家规定七品正堂可以有四名柴薪皂隶，县丞二员各二名，主簿二名，典史一名；以上官员，每人用马夫一名，国家付工资。）
马夫：给ZF公务员赶马，出差办事使用。年收入40两。计每年26432元。
明朝县官：正七品每月俸禄7.5石或一年45两白银。实际月收入7.5*188.8*1.75=2478元。每年约3万元。其它收入：柴薪皂隶4 个、马夫一个，这5个人工资由国家支付。冬夏官服和笔墨费由国家补贴。新官上任，还可以先拿到40两修理费。看起来七品县官45两白银跟马夫40两白银年俸差不多，（明朝的公务员工资真的是很低的，历朝历代中明代公务员工资收入算少了。）但是县官、典史等的住房、出行、皂隶人员、衣食花费基本由国家支付和补贴，所以年俸基本是净收入，而且笔墨费都是固定按两算由国家拨给，还有多余。马夫就没有那些好处了。
学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明史食货志六》。考上了秀才每人每天给一升米约2斤，（刚够两人吃）给鱼肉油盐。（注：明代10升=1斗；10斗 =1石。）明代优待秀才时甚至可以拿到每月1两白银的廪膳费。不过明代的学生概念不是现在的学生概念，现代的学生只能算做童生，童生考成了秀才入了县学才算是廪膳生，才可以“食廪”，所以明代秀才不干活也可以生活，只是不干活只吃“廪膳”会很穷，所以有穷秀才之称。
以上跟据明代万历年《宛署杂谈》及《明史》。
街头挑担卖油的小贩：一年收入约20两。计人民币13216元。冯梦龙在万历年至天启年写有《三言》，其中《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秦重只有3两白银的本银，街头卖一年油除去一年日用开支，还能剩余16两白银。“每日所赚的利息，又且俭吃俭用，积下东西来，置办些日用家业，及身上衣服之类，并无妄废。” 除去一年用度剩余16两。所以记为年收入20两。
杀猪的：范进的老丈人胡屠户对穷秀才范进说，“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儒林外史》。一天一钱，一月3两，一年有36两，看来杀猪的收入直逼马夫了。约23789元。
农民：农民的收入是多少？农民“人给地十五亩，蔬地二亩。”“新耕地免租三年。”假设古代耕种水平低只及现代的1/2或2/3，那么农民每亩约能收入250或350斤大米，按300斤算，南方一年收二季，北方一年收一季，如果丰年加勤恳，南方农民均毛收入15750，北方农民人均毛收入7875，除掉农具、肥料、水利开支、亩税（明朝每亩收税一斗，约20斤大米），如果一家七八口人干起来，几年里盖个优质砖瓦四合院不成问题。
明朝的福利：
《明史食货一》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
明朝没有叫化子和流浪汉，每个县都有养济院免费收留。《宛署杂记》载“每名口月给太仓米三斗，岁给甲字库布一匹。”入养济院的条件是：“查都城内外之老疾孤贫者，籍其年以请。”由于有待遇以至于某些人发达了也不走，“间有家饶衣食、富于士民者。”也在里面混个名字捞个实惠。遇水灾旱灾流亡的人，凡有力可耕者，国家给田每人15亩耕种，给牛和农具。贫民没钱买地葬的，国家给地。老人八十岁以上的，国家赐爵。爵是有收入的。也就是国家养老。不过要等到八十岁。
明太祖朱元璋钦定《诏天下养老之政》，而且《大明律户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私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这也是养济院建立的法律依据。
养济院都由国家开办，由地方官府具体管理。《明会要恤鳏寡孤独》记载：为了防止舞弊，派巡按御史加强监察。嘉靖元年中央下诏收养京城贫民、孤老，嘉靖六年命令在北京五城各设养济院一处，尽数收养贫民。
《七修类稿施粥施药》记载：明洪武十九年规定，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每年给予六石米，到了建文元年改为三石米，可以让亲戚代养，无亲可投的入养济院。明成化二年,中央下令把所有京城贫民收入养济院，这时京城赡养的孤老已有7490余人，ZF供给米26900多石，布7400多匹。
明英宗时，设置东、南、西、北四座“福田院”。每年国库拿出500—800万两白银，安置贫疾者和解决鳏、寡、孤、独者的基本生活问题
明朝沈榜撰写的《宛署杂记》中，记载宛平县养济院的规模：万历纪元，收萧俊等一千八百名。（万历）七年，……又收刘真等五百名。（万历）十年……又收李聪等五百八十五名。以一个宛平县的养济院，收容人数达两千余人，可见当时执政者花了多么大的代价安置鳏、寡、孤、独、残。
明代对医药比较重视，明太祖于洪武初年曾说：“三皇继天立极，开万世教化之原，记于药师可乎？”以后祭祀三皇时把历代一些著名医药学家作为从祀。据《明史。职官志》记：“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题领，州县设医官，凡贫病者，给之医药。”“隆庆五年，生药库惠民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大使、副使、提领、医官从上至下建立了较完整的管理体系。既负责医疗，也管理药品的制造和领发宫廷用药的机构、人员配备和管理制度亦进一步发展，更为严格。
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我太祖高皇帝首设医院，重设医学，沛仁心仁术于九有之中；世宗肃皇帝既刻医方选要，又刻卫生易简，蔼仁政仁声于率土之远。"
明朝的物价（万历年）
生活用品物价：
大米白银1两=2石即377.6斤。合人民币1.75元/斤。
上等猪肉白银1钱六分=8斤合人民币13.2元/斤。
上等羊肉白银1钱二分=8斤合人民币9.5元/斤
牛肉五斤白银七分五厘合人民币9.9元/斤
五斤重大鲤鱼价白银1钱合人民币13.2元/斤
栗子五斤价白银6分五厘合人民币8.6元/斤
活肥鸡一只价白银4分合人民币26.4元/只
白布四匹价白银8钱合人民币元132.2元/匹
绵花一斤价白银6分合人民币39.6元/斤
高级红枣100斤价白银2两5钱合人民币16.5元/斤
会试用黄绢伞二把价白银六分合人民币3元/把
刑部用铁锹五把价二钱五分合人民币33元/把
官用桂圆重二斤八两价一钱二分五厘合人民币29.5元/斤
以上物价跟据明代万历年《宛署杂记》。
明代小说《水浒传》中杨志东京卖刀的时候，牛二曾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一两值1000文，一把菜刀 30文约20元，考虑到当时没有工业化炼铁，这个菜刀价格也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请石秀吃饭的时候杨林扔出一两银子让店家随便上酒菜。这600多元钱在我们现在大酒店里还不够，可是在小酒家里也确实可以随便上菜了。
低档房产价格：“可成道：‘在坟边左近，有一所空房要卖，只要五十两银子。若买得他的，到也方便。’春儿就凑五十两银子，把与可成买房。”——《三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低档房产50两一宅，约人民币33040元。
高等大宅院：1000万以上。“施小舍人急于求售，落其圈套，房产值数千金，郭刁儿于中议估，只值四百金。”——《三言桂员外途穷忏悔》。看来明朝有钱人的房子还是真够贵的。
明朝初几年和末期时物价曾有过一两白银买一石大米，正统年间也有一两可以买四石的年景，崇祯帝国乱时还有过二两一石的物价。但比起民国末年物价天涨，总算银子还是硬通货。明朝的物价基本是平稳的，尤其是官俸硬比例，一两比二石大米。对稳定货币价格有相当作用。
明朝的税收
《明史食货五》“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宛署杂谈》“至万历十年内，又蒙题，将铺行下三则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其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
《明史食货二》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
《明史食货二》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1，也就是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也就是在营业额少于26432元以下的免税。——这算是照顾弱势群体吗？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人民税收少，也跟明朝的ZF机构精减有关，但发生战争时费用大量不够，崇祯国乱时期，为求一点兵费，皇帝几乎四处求告。万历年间最好收成时全国财政一年有200万两白银，还是张居正改革搞下来的。明朝万历时总人口约6000万，人均每年负担国家税支0.033两白银，约人民币22元。
春节、元宵、清明、瑞午、中秋、重阳。对于现代瑞午节来说来说明代比较这个节日。
“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明代《菽园杂记》。
第二篇：明朝市井生活
作者：gygydda
万历二十九年巡抚应天右都御史曹时聘上奏明神宗说“吴民生齿最烦，……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浮食其民，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明朝时期的杭州“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己，明日又别为计”
顺天府的市民也是“家无担石而饮食服饰拟于巨室”
山东博平县嘉靖中叶以后“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郓城县百姓“贫者亦捶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胥吏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里中无老少，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
南直隶通州，在万历时期，“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菜肴十分丰盛，“稍贱则惧其渎客”
浙江桐乡县的青镇“其俗尚侈，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
明代的社会还兴起了“攒盒”，盒内分为不同形状的格子，将各种各种食物攒集为一盒，可携带外出游山玩水
“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仕宦用之，今年即仆妇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而答应官府，反称便矣”
明代的何良俊曾往嘉兴访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
到万历时期，更加厉害“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犀玉酒器以华宾宴，……且以象筷玉杯为常，仕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轻用，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如果节俭到极点的崇祯知道他的臣民许多人都比他阔气百倍千倍，不知道做何感想）
在服饰方面，明代人的富裕也同样惊人：
在弘，正年间，礼科都给事中周玺就上疏说“靡丽奢华彼此相尚，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
著名文学家李梦阳（1473-1530）这样描绘明代商人的富裕程度“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觳，……其富与王侯同也。”
扬州商人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
连山东博平县这样的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绔”
南通州在万历时期，“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廉，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庸流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上道者锺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的现象
在南直隶松江，“奴隶争尚华丽”“女装皆锺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仕宦漫无分别”
在河南内丘“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非方巾”
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为村富所窃，而屠贩奴隶亦着云履而白领缘”
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
甚至连清操自命的寒士也要赶时髦“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稠娟色衣，谓之薄华丽，……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琮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明代范濂的《云间据目抄》）
“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万历《通州志》）
以上内容摘录自滕新才著《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明代中后期饮食文化》《明代中后期服饰文化》。
明代客店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不下与现在的五星级宾馆
明代的著名文学家张岱这样描绘泰安州的客店：
“投店者，先至一厅事，上簿挂号，人纳店例银三钱八分，又人纳税山银一钱八分。店房三等。……贺亦三等：……。计其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者不胜计；庖厨炊燠亦二十余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客日日至，而新旧客房不相袭，荤素庖厨不相混，迎送厮役不相兼，是则不可测识之矣”
“客店至泰安者，不复敢以客店目之”
泰安州的客店之所以如此发达，正是因为明代的旅游业空前发达的原因，泰山是旅游胜地，正因为如此，有如此巨大规模的客店
后人只知道明代有徐霞客，却不知道徐霞客仅仅是明代中后期几乎全民狂热的旅游热潮中特别突出的一个而已，事实上明代中后期，旅游几乎已经成为上至达官贵人，文人学者，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的一项活动
有许多人为了旅游甚至放弃了科举考试
关于明代中期后期旅游业繁荣的程度，我这里没有办法一一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去看看滕新才写的《明朝中后期旅游文化论》看看明代旅游究竟繁荣到什么程度。
明代将近300年的历史中，至少有250年都是超级盛世！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中有这样一条：“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类。纨裤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及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可，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瓮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大家可以看一下,明代的普通百姓究竟富裕到什么程度，连小小的皂快都可以有这样的生活水准：“尤可怪可，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裝舖，庭蓄甕魚雜卉，內則細桌拂塵，號稱書房，竟不知皂快所讀何書也”。
观而论，如果不考虑科技进步带来的家用电器,以及其他便利，仅仅从衣、食、住这三个方面来考虑,明代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是超过今天的中国的。
如果大家觉得明代人自己的记载不可靠，还可以看一下当时到达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的记载，基本上也差不多，甚至更好。
第三篇：清朝“康乾盛世”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着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逊前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康乾盛世的工业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满清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
但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是个什么情况呢：
1.古人的记载：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2.西人的回忆
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果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3.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记载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ZF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姓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康乾盛世”的文化氛围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着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满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统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圈地运动”更是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姓，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满清的军制更是可怜，虽然吃过高科技武器的大亏，（太祖皇帝死于大明的红夷大炮）却还是不开窍，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200年后火器水平还赶不上200年前的明军。（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由此可见，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顶多不过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
“康乾盛世”的残酷统治
1.沿海迁界
沿海迁界，大部分的历史书都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了，也多是轻描澹写，一笔带过，彷佛是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个人以为沿海迁界这个事件的重大姓是被严重低估的低估，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
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ZF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沿海迁界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是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不是的！沿海迁界的过程许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着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烧房子，烧战舰，也确实是做的彻底。 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是一个字“杀”。清廷统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房过，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满清的残暴彻底程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个数量等级。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清廷统治者残暴的彻底姓和想象力确实是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只可惜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是灭绝了。
“康乾盛世”的对外关系
1.拒绝开放闭关自守
康乾时期中国社会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但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缺乏准备。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却不知道好好整军备战，而忙于修圆明园，安于享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康乾盛世”的结束，在事实上告诉人们：封闭的传统、文化形态、经济模式虽然可以造就出虚假繁荣的景象，但却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无法摆脱盛衰之变的恶姓循环，更无法应付充满竞争的世界一体化浪潮。
阎崇年曾与港大一教授拟合作一篇论文，题目叫《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但最后专家委员会没通过，因为委员会都是西方人，他们认为康乾是黑暗时代而非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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