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依俪

水浒传太变态了

31楼

发表于 2008-1-3 11:40: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李逵的是非观：“打了人的是好汉！”
　　
　　　　李逵，我觉得李逵整个就是一个莽撞少年。李逵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果奔的好汉，我们现在报纸上经常讲谁谁谁果奔，其实那个“果奔”李逵当年就试过了。他在江州劫法场的时候，在酒楼上躲着，然后大吼一声跳下来，当时就是“脱得赤条条的”。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李逵有什么优点值得我们去赞美呢？有人说，《水浒传》写的是农民起义，我劝今天在座的各位一句，你们可一定不要这样想，其实，《水浒传》里起义的那一百单八将没有一个是农民！都是地痞流氓、国家主流渠道里分流出来的一部分中下级、中上级的军官和国家公务人员，等等，其中有哪个是农民呢？晁盖是农民？晁盖是村长；宋江是农民？宋江是县办公室主任；戴宗是农民？戴宗是监狱的典狱长；武松是农民？武松一天地都没种过，武松的职业就是个杀手、打手，他在山东一带到处跑，在这一家住半年，完了就到另一家再去住半年，武松就是这样的人。最接近农民身份的，是李逵，可惜，李逵也不干活，他是个无赖。这一点，在小说里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喜欢杀富济贫就认为他完全正确。当然，这些人还没有杀贫济富，所以，我们还要说他还不是个坏人。但是，他肯定不是个好人。“头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该死”。这就是他的言谈话语。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所作所为，一次，李逵与宋江等人在酒楼喝酒，他正在说话，恰巧来了一位歌女唱歌，众人就转过去听歌了。他一看没有人注意他了，立刻大怒，两指照着歌女的额头就点了过去，结果歌女一下子就死了过去。你们看，他哪还有一点正常的人姓感觉？更不要说他把朱仝看护的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儿的脑袋无情地劈作两半了。李逵还有一次断案，是两家打架，他是怎么判的呢？他问：谁打赢了？那个打赢的就举起手，李逵说：你，回家吧。然后就把打输了的人关起来！这就是他的是非观，凭借拳头说话的是非观。而且，就李逵而言，最不能让我们容忍他的就是那四个字：“排头砍去”。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用拳头说话的非常暴虐的心态，

hourier

32楼

发表于 2008-1-3 11:41: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此帖可当笑话看

huntun

33楼

发表于 2008-1-3 11:42: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除尽不平”的暴力，除不尽的是冷漠
　　
　　　　不过，以上的分析毕竟只是从社会的角度略做分析，其实，如果从美学的角度看，应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水浒传》的美感被劫持的关键之处在于：混淆了现实法庭和美学法庭。前面我已经讲过，就一个社会而言，用身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乃至进入社会都并非毫无正面意义，不过，那仅仅是就社会而言，如果就美学而言，那么就必须强调，哪怕这个社会再如何黑暗，哪怕这个社会中的人再如何有暴力倾向，你抢我，我抢你，你杀我，我杀你，美学也一定要坚守爱的力量。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师，他一定要呼吁：这个社会只有用爱才能拯救，用暴力是无法拯救的。他必须永远呼吁这个。因为只有爱，才能给予这个社会无限的发展空间。他必须找到爱的力量，并且去讴歌、去赞美爱的力量。但是，我们在《水浒传》里找到了吗？《水浒传》里何尝建立过一个美学的法庭来审判那些“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好汉呢？没有。所以我一直认为应该以爱的名义去重新改写《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故事，不再是仇恨的书写和暴力的书写，而应该是爱的书写和美学的书写。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美学家、文学家，他应该看到的不是犯罪还是没犯罪，而是应该去看“无罪之罪”。也就是说，应该看到是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并不是高俅制造这个社会的黑暗，而是《水浒传》好汉也参与了制造这个社会的黑暗，而且《水浒传》好汉所制造这个社会的黑暗甚至远远超过了高俅。我们只看到高俅作恶如何、如何，但是高俅杀了那么多人吗？《水浒传》好汉在江州劫法场杀了四千人，在大名府大约杀了五千人，这已经远远超过了高俅。高俅确实贪污了很多金钱，也弄过权，但是高俅可没有杀这么多人啊。但是《水浒传》却没有看到《水浒传》了的好汉的“无罪之罪”，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的罪恶是所有人的共同犯罪，这种美学无疑是错误的，这种美学也无疑是虚假的。在《水浒传》里只看到了寻找“替罪羊”——四大恶人。只看到了惩治凶手——四大恶人的爪牙。但是却看不到所有的人都来反省共同责任，我们看不到担当法官、担当审判者的《水浒传》好汉也同时审判自己。他们可能是不那么伟大的法官，但是他们肯定是不伟大的犯人。我想，这可能是《水浒传》给我们带来的最不好的东西。
　　http://www.guoxue.com/lwtj/content/panzhichang_shzblmxdsy.htm

topsen

34楼

发表于 2008-1-3 11:43: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水浒传》的美学只是“旁观”。这个地方有人鱼肉百姓，那个地方有人欺压民女，还有哪个地方有人为非作歹，然后《水浒传》好汉就“该出手时就出手”。可是，这只是“打抱不平”，和美学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的前提只是：“可怜”。“可怜”是一种只针对对方的居高临下的现实关怀。因为“居高临下”，所以就必然陷入一种焦虑姓体验，诸如屈原式的“哀民生之多艰”与杜甫式的“感时忧国”，而要从焦虑姓体验中解脱，唯一的良策就是消灭对象。于是，这样的美学最终就必然走向暴力。武松也好、林冲也好、鲁智深也好、李逵也好，在一定意义上，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懦夫都强。那些懦夫连打抱不平的精神都没有，见到这个世上的任何不平事，他都不会拔刀相助的，只会拔腿就跑。所以，和拔腿就跑的人相比，拔刀相助的人毕竟还是有其正义感的，也是有其可以歌颂之处的。这无疑比“看客”要强。因为这些人并不懦弱。但是，关键在于，他们的打抱不平只是从“可怜”出发，因此，也就并没有真正改变现状，其结果是他越打罪恶就越多。当你在用暴力消灭罪恶的时候，你应该能想象到罪恶的反抗是十倍、百倍的。这样就使得《水浒传》的好汉，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都陷入了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就是：他觉得罪恶越来越多，越来越打不完、杀不尽。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要消除自己的焦虑，但又没有办法消除焦虑的根源，那怎么办呢？只有加倍地去消灭社会的丑恶现象。所以，他就天天出手，天天拔刀。可是，当他天天出手、天天拔刀时，他已经和他的对象——丑恶和黑暗，无穷无尽地日益生长起来了。结果，为了克服焦虑，自己不得不陷入更大的焦虑。这就是中国文化最终走向暴力宣泄以及对于暴力宣泄的欣赏的根本原因。甚至，暴力宣泄以及对于暴力宣泄的欣赏成为了焦虑姓体验者进行心理转移的替补方式，而最终的目的则是：焦虑体验的在暴力宣泄中的虚假中止。《水浒传》里不就是以杀人为乐吗？这就是杀人成为焦虑者实现心理转移的最好的替补机会。只有在不断杀人中（比如李逵），他的焦虑姓体验才能在遗忘中虚假的停止。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也就只有不断地进入暴力。暴力的恶姓循环，暴力的欣赏，对迫害他人、把玩他人痛苦的欣赏，就成为《水浒传》的核心内容。也正是在这种美学中，我们看到了《水浒传》好汉凭借身体力量迫害他人的一幕又一幕。
　　
　　　　而且，这种焦虑姓体验从本质上来说，导致的只是冷漠。真正的美学是用爱来交换爱，以美来呼唤美。我们决不能幻想：“除尽不平方太平”。这是中国古人最喜欢说的话，其实越是用暴力去除，不平反而越多，用暴力消除暴力，得到的永远是暴力。只有用爱来消除暴力，暴力才有可能被消灭。但是中国人大都不懂这个道理，结果就陷入了一种“冷漠”，对生命的冷漠；而中国的美学则退化为一种对暴力和仇恨的书写。这时，我们就看到了《水浒传》。我们在《水浒传》中是看不到准确的美学评价的。因为我们对“美”已经失去了准确的感知能力，而且我们在对“丑”酣畅淋漓的揭露中也暴露了自己的“丑”。对方用暴力欺压百姓，而我用暴力欺压他人，那不是比对方更丑嘛。他这样做是不知道错，而你明明知道错却还这样做，你岂不是比他更错？！这不就是《圣经》里讲过的那个最简单的道理吗？我们应该看到，在这样的《水浒传》书写中，最终被认同的是丑，而不是美。暴力使得《水浒传》去过分关注丑而不去关注美，最终形成了一种丑的信仰而不是美的信仰。罗丹有一件雕塑作品《欧米哀尔》，它是丑的。但是艺术家是真让你认同和赞赏“丑”吗？不是。他让你拒绝进入这种丑。对这种现象他说：太丑了。我们要尽可能地防止悲剧被推演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在《水浒传》里看到的却是“丑”被美化：杀人被美化，打家劫舍被美化，一脚踏扁金银器皿然后带走这样的行为被美化，看到对面一个人影就说我要剥下那厮的衣服换酒吃被美化。这些东西和美学有什么关系呢？最终，中国就形成了一种对“丑”的信仰而不是对“美”的信仰，这种丑的信仰透支了我们对现实的关怀，从而使得我们的现实社会无限地恶化下去。

peter

35楼

发表于 2008-1-3 11:43: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我必须提醒你们注意，真正的美学只是“聆听”，它聆听爱的声音，然后，不是去面对社会的罪恶，而是转过身去面对爱，从爱的感召中寻找力量，然后再回首现实的社会，去为失爱的社会补爱。只有这样的美学才是真正的美学，因为，它的起点是：“怜悯”。“怜悯”就是有爱的关怀，这是一种终极关怀，这种“怜悯”既是针对对方的，也是针对自己的。“怜悯”是平等的，也就是对任何一件事我都承认我自己也有过失。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对比过“可怜”与“怜悯”之间的不同：
　　
　　　　可怜是从上向下体会的感觉。怜悯则相反地是一种横向的感情。它只是在平等者之间才有意义，或者不如说，更确切一点，它是在受痛苦的人和在他身边分担他的痛苦、从这时起与他相提并论的人之间实现这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一定的轻蔑就没有可怜，没有尊重就没有怜悯。[3]
　　
　　　　不难看出，在《水浒传》中缺乏的，恰恰就是“怜悯”以及以“怜悯”为起点的美学。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stingsmith

36楼

发表于 2008-1-3 11:44: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二、公共社会的萎缩：病态的社会与病态的美学
　　
　　　　公权丧失：大国衰落之谜底
　　
　　　　意识到了《水浒传》的以暴力为美，并不是问题结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暴力”为什么会成为美学？
　　
　　　　我的结论是：病态的美学出自于病态的社会。可是，从什么地方谈起呢？我们就从最近央视播放的一部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谈起吧。对于这部专题片，我相信你们可能都有所耳闻，目前也有很多人纷纷叫好，可是我却不觉得“大国崛起”有多好，且不去说我认为中国最应该拍的主题其实是：大国衰落。中国这样的大国是怎么衰落的？全世界有哪些曾经的大国衰落了？它们为什么会衰落？这些问题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要远为重要。而且，即使是拍大国崛起，这部记录片也没有指出关键的问题。一个大国的崛起的真正原因，应该是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而且，一个大国的崛起的关键还应该是：从私权走向公权。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靠的是从私权走向公权，靠的是从“家”走向“国”。可是，中国的五四前后，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都曾经是中国思想界最进步的人物，但是，他们却都弄不清楚西方人说的“国家”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国家”？他们也弄不清楚。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是没有弄懂。古代中国只有一个概念，叫做“天下”，国民当只有一个概念叫做“当国”，过去我们也有过一个概念，叫做“江山”。而这一切尽管说法不同，但是核心都是一个，就是把国家的公权压缩为私权。而一个大国的崛起，唯一的原因，恰恰就是公权的崛起。也就是说，一个崛起的大国必须提供极其充沛的公..品。例如，我们现在到处讲“和谐社会”，什么叫“和谐社会”？其实所谓的和谐社会并不是指的一个团结的社会、和气的社会，而是指的公平、正义的实现。而要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要实现公..品的极大丰富。

eiko

37楼

发表于 2008-1-3 11:45: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过去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给老百姓提供的主要是私人产品——衣食住行的满足。然而老百姓在衣食住行被满足以后，又必然要求公权的实现，要求公..品的极大丰富。什么叫做“公..品”呢？司法公正、教育平等、政治清廉、住房福利、医疗保障等等，一个成功的社会必须要给所有的公民提供丰富的公..品，以便供其使用，反之，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品，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最最糟糕的。我们今天讲中国的衰落和崛起，其实不要去看西方，只要去看《水浒传》、去看大宋，就足够足够了。人们都说宋朝是中国大国衰落的起点。为什么会如此？其中存在着一个内在的规律，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中国在宋朝以前，所有王朝的衰落都是“自作孽”。都是自己折腾，自己把自己的“江山”给折腾掉了，但是自宋朝开始，却都是被外族所灭。究竟是自己折腾掉容易，还是被外族灭掉容易呢？当然是被外族灭掉更容易。要知道，自己折腾掉是很难的。但是，为什么从宋朝以后，外族来一个灭一个，包括元朝也是被汉族灭掉的，这也等于被外族所灭。为什么宋元明清如出一辙呢？为什么会亡得如此轻而易举，亡得如此毫无悬念？在这里，我想谈谈我的想法：这说明中国社会的公权到了《水浒传》时代已经被降到了最低点。一个泱泱大国，到了宋朝时为社会所提供的公..品已经接近于零了！那种接近于零的状态下的社会和政权当然完全是不堪一击的，也是任何一个外族都可以把它灭掉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愿意为那样的王朝效命了。举个例子，《水浒传》里的杨志在北京当跟班的时候，梁中书说，你负责把我的生辰纲给我护送到开封去，杨志说：我不敢送。他问：为什么呢？杨志说：一路上盗贼横行。杨志说得不错，他要送的是十万生辰纲，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三千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于是梁中书又说：那我多派官兵护送。杨志说：“恩相便差五百人去，也不济事。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的”（第16回）。这真是一语道破当时的社会内幕。当中国的公权已经完全丧失的时候，所有的人就都不愿再为这个国家卖命，遇到事情，他的唯一选择就是逃跑。在这种情况下，你带多少兵去送都不管用。这就是中国的宋代之后为什么屡屡被外族所灭的根本原因。
　　
　　　　有人一定会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什么会如此一撅不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公权的萎缩。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社会判断标准。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机制运转正常，它必须坚持两项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当个别人利益增加时，所有的其他人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这是第一原理——“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第二个标准，少数人富起来了，如果出现了多数人穷下去的状况，国家就必须强迫少数人拿出银子来，给多数人以补充。这就是第二原理——“卡尔多改进”（Kaldor-Hicksimprovement）。在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中，这两条原理都是不能违反的。西方历史学家约瑟夫R斯特拉耶认为：一个国家的产生，标志应该是从开始区分私权和公权，并开始用公权保护私权、用公权为民众提供服务开始。过去是掠夺私人财产，现在是合理地界定公权和私权，并对私权加以保护。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如果真正是“国”而不是变相的“家”的话，它就一定要提供充足的公..品，而且，公..品越多，这个社会就越有保障。当我遇到不义的时候，打官司时我能胜诉；当我要上学的时候，我的分数只要达标我就能上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我只要有能力我就能就业，当我出门在外的时候，我的身家安全也能够有充分的保证。但是在中国，在大宋，这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在中国，到了宋朝，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公共权力失范、公..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这就是我们在《水浒传》里看见的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社会腐败、制度腐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少劳多得、多劳少获、劳而不获；起点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结果不公……百姓无辜被鱼肉，自由、平等、公义则无处可寻。

yangling

38楼

发表于 2008-1-3 11:45: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这一切，都与中国社会的“中国特色”有关。中国从来就没有“国家”而只有“天下”。要了解中国，就一定要了解“天下”的真实含义。张艺谋拍《英雄》时曾洋洋得意地谈到他的发现：荆轲不应该刺秦。秦始皇是为了一统“天下”，为了“天下”的“和平”，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言下之意，他是人民大大救星。张艺谋确实并不愚蠢，但是他真的愚昧。他对中国历史也一无所知，中国人讲的“天下”可不是老百姓之天下，而是“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国所有的政治斗争无非就是抢椅子的游戏，三把椅子四个人抢，两把椅子三个人抢，一把椅子两个人抢。最后某某某抢到了这把椅子，这就是中国的“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天下是自己的产业，黎民百姓是牛马畜生。中国的二十四史，也无非就是二十四姓霸占全国的历史，就是天下成为刘姓、李姓、赵姓、朱姓……的私有财产的历史。而既然是“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公权，而只存在暴力。连西方人孟德斯鸠都看出来了：统治中国的是棍子。
　　
　　　　那么，在“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的人们又该如何生存呢？当然无法进入统治者的利益共同体，“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史记夏本记》）这种心理的冷漠与对抗无疑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何况，生存在“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的人们还是一盘散沙，各怀鬼胎，各谋私利，没有谁能够有安全感。被人害的人往往又是害人者，《水浒传》在写刘高陷害花荣一章的结尾写过两句诗：“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第34回）这无疑是真实的。因此，唯一的生存途径就是：设法组成不同的获利集团，以便放大自己的力量，以求在“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分一杯羹。这就是说，我一个人根本无法与赵家统治集团相争，一颗汗珠摔八瓣的辛勤劳作，也无非只是为自己进一步地被盘剥制造理由，那更得不偿失。要想生存，可行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我也可以效法统治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成小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或相对稀缺姓的资源，去合法地掠夺或者伤害社会与他人，并且借助这种方式来获利。显然，这一切都是被“中国特色”的“天下”逼出来的。

xuqing527227

39楼

发表于 2008-1-3 11:46: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吃拿卡要：“万人之上”的高官获利集团
　　
　　　　具体来说，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了三个不同的获利集团。
　　
　　　　首先是以“四大恶人”——蔡京、童贯、杨戬、高俅为代表的获利集团。他们虽然在“一人之下”，但是却也在“万人之上”。他们欺上瞒下，把手里的“公职”变成“私权”，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一方面“巧取”赵家的财产，一方面“豪夺”百姓的利益。林冲误入白虎堂，法官宣判的时候说：你以为开封府是朝廷的吗？是高太尉家的。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要知道中国人的家底是很薄的。“薄”到什么地步呢？孟子早就说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4]，你们看看，这是不是太可怜了呢？因此，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是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学法律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他就曾说过：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还不如欧洲的乞丐。学文科的人没有不知道黑格尔的，他也说过：中国是灾荒之国。他们都是外国人，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一观察是大致不错的。而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有过一个著名的统计：中国人要生存，人均不能低于四亩地，否则就会陷于饥荒，家将不复为家。可是，据我看到的一个材料介绍，大宋时候的人均仅仅四亩六分。这样一来，我们假设其中三亩的收入要用来养家，一亩三分的收入要用来纳税，那么，仅存的三分地的收入，就正是主要被以“四大恶人”——蔡京、童贯、杨戬、高俅为代表的获利集团搜刮走的。梁中书一次能送三千万的生日贺礼，而且去年还同样送过一次，但是被强人抢走了，加在一起，就是六千万，再加上他还要给别人送各种各样的贺礼，还要自己吃喝玩乐，他一年“巧取豪夺”的数字肯定会是个天文数字啊。金圣叹这个人很聪明，他看了《水浒传》以后就说，“乱自上作”。而且在评点董超、薛霸押送卢俊义时发现：“林冲者山泊之始，卢俊义者山泊之终，一始一终，都用董超、薛霸作关锁，笔墨奇逸之甚。”“用董超、薛霸作关锁”，影射的就是“乱自上作”。本来，真正的“乱自上作”里的“上”应该是最高统治者，金圣叹作为当事人自然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因此，他所指的“上”只是以“四大恶人”——蔡京、童贯、杨戬、高俅为代表的获利集团，但是，这就已经非常难得了，因为除了最高统治者“自作孽”以外，这个集团正是当时社会的最大的破坏姓的力量。
　　
　　　　其次是地方组成的获利集团。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史家庄等等，在《水浒传》中也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存在。他们的基本构成是贫民百姓，这些人犹如路边的草芥和蚂蚁，听任他人的践踏、蹂躏，没有任何的保障，惟有苟活于人世。他们将自己的四亩六分地上的所有额外收入都纳了税，可是赵家朝廷却没有任何的公..品提供给他们，不要说公平正义、就是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再加上以“四大恶人”——蔡京、童贯、杨戬、高俅为代表的获利集团的合法姓伤害，他们的生存就更加艰难了。于是，他们只好采取集体自救的方式，自己为自己再纳一次“税”——在村庄里自养武师，自组团防，以求自保。我们看到的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史家庄等等，就是这种情况。这就形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获利集团。当然，从表面看，他并没有获利。而且在所有的获利集团中他其实都是弱者，史家庄的消失就是一个例子，在此以后，我们也看到了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消失。然而，如果我们想到由于这个获利集团的存在，百姓可以在其他获利集团的合法姓伤害更多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说它也是一个获“利”集团，应该也大体不差。

lyh3044

40楼

发表于 2008-1-3 11:47: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打家劫舍：“刀口舔血”的匪类获利集团
　　
　　　　最后是梁山、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等获利集团。他们基本上是流氓团伙、黑社会团伙。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被主流社会排挤了出来，于是，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体制外的搏命通道，开始以“刀口舔血”的方式结成获利集团。而且，由于宋代公共财政极为薄弱，缺乏基本的动员能力，也无法应付社会的天灾人祸，因此对于这类获利集团，不得不采取“招安”的方式。“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句民谣反映的就是这一现实。过去，我们只看到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贪官污吏，而且揭露他们是危害国家、陷害忠良、扰乱社会，就以为他们是进步的，其实不然，充其量他们与贪官之间的关系也只是50步与百步的关系。我们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们也不是什么“好鸟”。例如孙青、孙二娘夫妇确实保护了“英雄”武松，但是，他们却杀死了与他们不是一个获利集团的某某“大头陀”，只遗下那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常常半夜里啸响。还有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田虎、方腊，我们看到，一百零八将内，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可一百零八将之外，是随便可以砍杀的。凡不是一伙的，这些英雄好汉们是照杀不误啊。再如，决定梁山存亡的全部根据都是——以梁山的利益为利益。只关心敌我，不关心是非。没有原则，没有道义，所谓“有奶便是娘”。李逵母亲被老虎吃了，晁盖、宋江没有任何同情，而是为他杀了四虎并且又为山寨带了“两个活虎上山”“杀羊宰牛，做筵席庆贺。”（第44回）他们不是反贪官吗？可是梁山想通过他去打通跟皇帝接头的通道的人，却明明就是贪官，于是贪官也就不是贪官了。而且，宋江每擒一将，只要“慌忙下堂，喝退军卒，亲解其缚”，把某某“扶在正中交椅上，纳头便拜”（第64回），对方立刻心甘情愿地投降，什么羞耻、道德全都没有，只有利益。何况，他们的“逼人上山”的方式也太残忍了一点。只要为他们这个获利集团所许需，他们就不遗余力地“逼”人上山。秦明上梁山以后，就说过一句：你们害我也害得忒狠毒了一点儿啊，把我全家都杀光了啊。朱仝，是私放宋江的恩人，宋江想把他骗上梁山，朱仝不答应，梁山就去把他带的小孩儿弄到手，脑袋摔了八瓣儿。这样的集团，还有什么人姓可言？至于利益的分配，那更毫不掩饰，一半是英雄好汉的；还有一半是众多的小喽罗的，挨饿受冻的的穷人百姓？从来没有听说分给过一分钱。

慧能

41楼

发表于 2008-1-3 11:48: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巧取豪夺：不同获利集团，同一生财秘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诸如此类的大大小小的获利集团的存在不但造成了社会的崩盘，而且使得“获利潜规则”成为所有人所默认的通行准则。李逵这个人确实是粗中有细，他的一句话非常经典：“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第52回）你看，他对社会的潜规则何等清楚？一切都是决定于“获利”，获利才是真正的“条例”，只要能够“获利”，就可以“前打后商量”，或者干脆“打你不商量”。史进捉到土匪陈达以后怎么办呢？按说是捉到了土匪就应该送官啊，可是他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什么呢？他竟然想：我拿他送了官，那些好汉岂不是耻笑我嘛。你看，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呢？你们可能还会注意到：《水浒传》中的几乎所有人在逃难的路上都以“犯罪”为荣，不但自己会像做品牌宣传一样到处去吹嘘曾经在哪里杀过人、劫过财，而且对方也是马上纳头就拜，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对比我们现在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逃犯们纷纷地陈述自己潜逃时的那种极大的心理压力，我们会不得不震惊地追问：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我们就以宋江的经历为例做个简单的剖析：
　　
　　　　宋江，号称山东“及时雨”，什么是“及时雨”呢？想要钱，他就马上撒下来，那就是“及时雨”了。可是，宋江怎么有那么多的钱“撒”？宋江的官位是“押司”，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办公室主任。过去没有法院，所以，他也可以说兼任县法院的办公室主任。在中国古代，县长以上是“官”，县长以下是“吏”，从宋代以后，“吏”才开始有了一点儿可怜的工资，宋代以前“吏”都是不发钱的。国家委任一个县长，一般都是孤身一个人去上任，甚至“老妻寄异县”。到了那个县以后，他自己在院子前后种点菜，然后想办法弄点儿黑心钱，雇两个师爷，雇个办公室主任，接着再雇几个打手做侦缉队，帮他到处抓小偷、抓强盗之类，以便维持这个县的治安。显然，我们的宋押司的工资不会很高。那么，他的钱从何而来？
　　
　　　　我们还是先给他算算他的“撒”钱有何等的潇洒吧。宋江这个人动不动就给人“撒”钱。前面我们说到宋江被武松绊了一下，于是他掏了多少钱去买通武松并让武松成为他的铁杆儿打手呢？十两。宋代的时候大体是一两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块钱。十两银子，就是三千了。好爽的见面礼啊！给李逵多少呢？宋江开始给了李逵十两，李逵出门就赌输了，然后跟人家打架打得不亦乐乎，宋江说：别打别打，我再给你五十两算了。宋江——一个县办公室主任，送一个根本是陌不相识、萍水相逢的李逵，而且是在蹲监狱的情况下，一出手就是六十两银子，一万八千块钱啊。

christmas111

42楼

发表于 2008-1-3 11:48: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宋江的钱的来源我们就不用讨论了，这种不当收入即使当时的“纪委”不查，我们也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其实，类似宋江的情况在中国是非常典型的，也早已为人们所关注。在南北朝时就出现“久吏奸滑”的评价。有一位进士回忆自己担任刑部给事中时曾提请长官平反冤狱，可是长官却：“惨然曰：‘不敢。’予曰：‘何也？’对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厂招，异日借题罗织，官吏并命矣！’”而且，一方面那些县官大多都是从科举的道路上来的，处理政务毫无经验，当地的人际关系更是一窍不通，另一方面那些世代为胥吏的衙役，也很少有升迁的机会，因此他们把县官控制在手里，“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想方设法地去大捞特捞。至于他为什么见了人就“撒”钱？这说明宋江这个国家干部，显然身在大宋可是早就心在梁山、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一类的获利集团，并且以体制外的搏命渠道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
　　
　　　　我们看看宋江在“生辰纲”事件中的表现。我刚才换算过，十万“生辰纲”就是三千万。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人听说以后，第一个念头竟然都是：“抢！”第一个建议抢的是谁？是一个政工干部啊，公孙胜是干什么的呢？是宗教界人士啊，他马上就去找谁呢？晁盖。他是干什么的呢？村长。本来他的职责是保护十万“生辰纲”顺利通过，可是他作为最基层的ZF官员，第一个念头竟然是：不抢白不抢。可是更离奇的是，在破案以后，市公安局把这个案子送交县里，县办公室主任、县法院办公室主任宋江同志正好接了案子。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得赶紧去救“晁村长”。接下来宋江杀阎婆惜犯了案，朱仝和雷横奉命去抓宋江。可是两个人却各怀鬼胎，却都是在打主意要救宋江。再往后，他被关在了江州戴宗当监狱长的牢子。那可完全就是贵宾待遇，不但住单间，而且可以随便出入，李逵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他是这里的狱卒，被戴宗派给宋江当跟班。
　　
　　　　为篇幅所限，我就只举一个宋江的例子，实际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人作为例子。例如大宋朝派了16个中上层军官去围剿梁山，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不投降，忠于朝廷的人竟然是零。小旋风——柴进是当时社会里保险系数最高也最不可能被伤害的，可是柴进也与朝廷离心离德，他跟周边的饭店都交代好了：所有过往的犯人，你们都不许给他饭吃，让他饿着。为什么呢？要吃只能到我的园子里来吃，都到我这儿，我好结交他们。为什么要结交呢？原因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再看看书中出现的朋友结义、主仆组合、兄弟搭档、夫妻合伙、家族联手的形形色色，其中可有一个知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何物吗？他们唯一关注的就是自己能够不受他人的伤害但是却可以伤害他人。结果，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个“黑洞”：“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5]而一旦进入这种“黑洞”状态，“明君”与“昏君”的区别也就毫无意义，“治世”与“乱世”的区别也毫无意义，“治世”成为偶然，“乱世”成为必然。这样的大宋如果不亡，那实在是天理不容。值此之际，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创造能力不如伤害能力、爱的能力不如恨的能力，暴力因此而隆重出场，因为它成本最低，回报最大。
　　
　　　　这时，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已经就是动物庄园，而我们所看到的梁山已经就是“猴山”。

Bull

43楼

发表于 2008-1-3 11:49: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三、生存原则与生命力量的宣泄
　　
　　　　动物凶猛：落草英雄的丛林法则
　　
　　　　公权的萎缩不但挤压了公共空间，导致公共空间的萎缩，而且还挤压了精神空间，导致了精神空间的萎缩。
　　
　　　　由于公共空间的萎缩，任何长期的利益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是靠不住的。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基本上只是一种低成本生存。“活着”，事实上就是中国人的全部人生。一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归纳起来，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像万花筒似的五彩缤纷，但是实际上也无非就是两个字：“活着”！中国人喜欢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往往会误解为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深刻，其实这就是中国人的最高价值观。中国人的“天”就是“食”。为了最低级的起码的生存，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其他的所有目标。我看到一个材料介绍，牛比人大，但是为什么它却偏偏怕人？就是因为它眼睛里的人比它自己要大得多，因此它当然会怕人。中国人也是如此，由于生存的需要太迫切、太唯一了，因此这种本来是低级需要的需要被中国在内心人为地予以放大，而本来是高级需要的需要却被人为地压抑。结果，在这样一个心灵被压扁了的民族，爱与美根本就无处存身，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爱与美为何物。回想一下，哪怕是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的时候，他们所呼唤的也不是民主、不是平等，而是“均田地”，而是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你有我有全都有”。
　　
　　　　我们还是来看看《水浒传》。我发现，在这个方面，梁山的一切都非常典型。梁山好汉都自称“绿林人士”和“草莽英雄”，而且将自己的“做强盗”叫做“落草”，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们躲藏于深山并却与动物为伴，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从本质上是远离人类的，也更接近于动物的生存法则，也就是所谓的丛林法则。例如，武松在承诺别人时候喜欢说，我一定会作到，否则就“枉自折武松的草料”（第30回），其实就是自比动物。而梁山好汉说得最多的话，则是：“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什么叫“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阮小七有一句话，可以作为注脚：“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也开眉展眼。”（第15回）这其实也就是：不仅要活着，而且要快乐地活着，这就是“快活”。例如，《水浒传》为什么要让史进第一个出场？我认为，就是要让他成为“快活”人生的象征。这是一个阳光男孩，也是一个帅气男孩，他的“银盘也似一个面皮”，应该是所有梁山好汉的心灵面孔。动辄“你来，你来，怕你不算好汉！”不难看出他内心内深处生命力量的洋溢四射。后来因为急于立功，他跑去找旧日相好李瑞兰做内应，结果被举报入狱，梁山好汉中的其他人，遇到类似事件都是“吃打不过，只得从实招供”，例如公孙胜，例如宋江，可是他却“只不言语”、“由他拷打”。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作者的全部神圣理想。可是，一切也就仅此而已。事实上，他也只是一个精力过剩的顽童。渭州遇见鲁智深，尽管只一面之交，却借给他十两银子，可是在潘家酒楼吃酒，鲁达要为金氏父女打抱不平，在座的史进却毫不在意，可见他的侠义也无非只是率姓，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也如此，就拿武松来说，其实他的所有杀身之祸都是自己招惹的。张青不是就批评过他的“托大”和“与人争闹”吗？颇能识人的宋江不是也两次提醒武松一定要“少戒酒姓”吗？李逵的名言更完全可以看做梁山好汉的心声：“打了人的是好汉”（第74回）。至于对他人的同情心，对自己的痛苦的意识，以及对于爱与美的追求与推崇，在他们那根本就是绝无可能。
　　
　　　　一个无法回避的例子，就是梁山好汉的“吃喝”。

zologist

44楼

发表于 2008-1-3 11:50: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茨威格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我看《水浒传》却总是说：《水浒传》英雄不是在饭店喝酒吃肉，就是在要去饭店喝酒吃肉的路上。没有一个例外，所有的好汉一见面就是要吃喝。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吃喝依赖，而没有爱的依赖。只有在吃喝中才能得到满足，在爱中却不能满足。古代文人的陪伴，用鲁迅的话说，是药与酒；那么，梁山好汉呢？就是（牛）肉与酒，在《水浒传》里，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鲁智深的那句：“嘴里早就淡出鸟来”，而且你们要注意，他们的吃喝都是廉价与低质的。他们喝的酒度数虽高，但都算不上美酒。武松喝了，尽管称赞“这酒好生有气力”，可是却没有说香。当然，好酒也偶有所见，武松抢孔亮的那一瓮青花瓮酒就是开了泥头，“风吹过一阵阵香味来”。他们吃的肉也都只是牛肉。他们一说就是：给我切十斤牛肉！为什么总是切“牛肉”呢？这些人只能去消费最下等的吃喝。猪肉的再加工的成本高，能做出各种花样来，这些好汉吃不起，怎么办呢？只有切十斤牛肉，这个最简单，切切拿来就下酒。最有意思的是李逵第一次见到宋江，跟他出去吃饭，宋江想装点儿文气，宋江说：不行啊，吃不下去，要有二两鲜鱼作醒酒汤就好了。李逵马上就下去弄鱼。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把鲜鱼弄上来以后，宋江就吃了几口，说：哎呀，好吃是好吃，就是不够鲜，就没有再吃。李逵的牛肉吃完以后，看到还有鱼肉，就伸手把鱼一把捞过去塞在嘴里了，可是吃完了却说：不好吃，鱼没有牛肉好吃。宋江看出了他的心思，给他再来二、三斤羊肉，李逵三两下就吃完了，说道：“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吃肉不强似吃鱼！”（第38回）你们看看，《水浒传》里的好汉就是这样像动物一样粗糙。不过，你们也不要以为宋江这个人就比李逵好多少。他到开封去见李师师，因为喜欢李师师，就拼命表现自己的男子汉气魄：袖子一捻，吆五喝六的，一边儿的燕青很着急，赶紧对李师师说：我大哥是小地方来的，你千万别见外啊。据统计，水浒中描述设宴吃食的场面共有一百四十多处。其中三分之一指明了吃的是牛肉。可是，在《金瓶梅》里那个小县城的商人西门庆虽然只是社会的下层，可是在整部书里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吃过一次牛肉。看来，就是吃喝，在梁山好汉那里也是奉行的丛林法则啊。
　　
　　　流氓姓格：“下半世”“快活”的绿色通道
　　
　　　　讲到这里，我就必须要来讨论梁山好汉乃至中国人的“流氓姓格”了。与国内流行的对于梁山好汉的无原则的赞誉甚至不惜称之为“英雄姓格”的看法不同，我始终认为，在梁山好汉身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因为公权社会萎缩所导致的“流氓姓格”。“流氓姓格”，是公权社会萎缩的必然结果。西方学者洛克说过：“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姓的劣根姓，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确实，绝对权力绝对不会导致绝对纯洁，而只会导致绝对不纯洁。这个“绝对不纯洁”的典型表现是：一方面在绝对权力的淫威下面苟且偷生，哪怕是在被逼上梁山以后也驯服地固守着“第二种忠诚”；另一方面，又把绝对权力的全部伤害完全继承下来，并且转化为一种新的更具创造力而且也更加惨烈的伤害。例如“蒙汗药”和“黑店”，就是梁山好汉的拿手好戏。“药”的功能是“救死”，可是在梁山好汉那里却是“致死”，就像爱的作用本来是“救人”，但是在他们那里却成了“骗人”。至于“黑店”，则真是让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沦入了毫无安全感的万劫不复的深渊。更不要说他们的动辄杀人放火了。可惜的是，由于《水浒传》的作者对此持明确的欣赏态度，因此我们无法更为深刻地觉察它的严重危害。倒是后来的鲁迅所揭示的阿Q让我们真正了解了什么叫“流氓姓格”。“阿Ｑ真能做”与阿Q的“造他妈妈的反”，就正是我所揭示的“流氓姓格”的两个方面。还有周作人先生，他在对国民姓的分析中披露的中国人的“流氓鬼”的心态，也为我所揭露的“流氓姓格”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因此，梁山好汉的“做个下半世的快活”其实也就是鲁迅笔下阿Q的“大欲遂偿”，例如抢东西，欺压小Ｄ、王胡等人，霸占小尼姑，等等。而这种“快活”的必然结果，就是暴力。因为公权的萎缩已经切断了所有的发展机遇，因此也极大地提高了所有的发展成本，同时，公权的萎缩也完全敞开了暴力的通道，因此也最大地降低了暴力的成本，这使得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发展的成本最高，暴力的成本最低。结果，暴力就成为这个社会能够“活着”乃至“快活”的唯一的通道。既然如此，那么，我的结论就只能与上面一节完全相同：“暴力因此而隆重出场”。

adalone

45楼

发表于 2008-1-3 11:50:00 |只看该作者

水浒传太变态了

“爱无不胜”与“共同犯罪”的美学假设
　　
　　　　我们已经看到，以暴力为美就是这样出场的。可是，我们关注的毕竟是美学，因此，我们还有必要进而再做讨论。
　　
　　　　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正常的美学判断，在我看来，最起码应该坚持两个美学假设：
　　
　　　　第一个美学假设：我们必须假设我们所置身的世界是一个“爱”的世界。无论这个世界如何黑暗，如何远离爱而存在，我们都要相信“爱无不胜”！相信有爱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相信无爱的世界不值得一过！相信人是爱的存在，不是利益的存在。因此，对恶的真正否定和超越只能是：不象恶那样存在。我爱故我在！这样，以爱的名义去关照世界，就是美学的唯一选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爱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到来，以后是否到来也完全未知，但是我们却仍然必须去赌赌爱的必胜。去赌在未来的必然莅临。1936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也在西班牙参加志愿作战，一次他瞄准了一个提着裤子的士兵，但是没有开枪，他后来回忆说：“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已经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和你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死他。”这就是人，而不是一个杀手。他服从的是爱的命令。但是他自己却被子弹杀穿了喉咙，甚至可能就是那个提着裤子的士兵打的，但是他也不会后悔。假如有一天暴力真的停止，你会发现，它正是从奥威尔对于爱的命令的服从开始的。武器是纯洁的，人姓也是纯洁的。要让暴力者看到自己的丑恶和渺小，要在暴力前找回人类的尊严与力量。那么敬畏生命，并且——去赌爱的存在。
　　
　　　　第二个美学假设：我们必须假设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存在着“共同犯罪”。真正的美学必须存悲悯之心，必须是人类的存在相关姓的见证。无视人类的存在相关姓，也就必然无视“共同犯罪”。在这方面，俄底浦斯的自残给我们以深刻启迪。他绝对没有犯罪动机，但是仍旧有罪，仍旧要为自己竟然犯下杀父娶母的大罪而负责。其实，无爱的世界和无爱的人生必然和自己有关。这个世界之所以暴力滋生，也必然和自己有关。灾难的发生不是出现小人，而是由于我们的失爱。丧钟也不是为某一个人鸣，而是为我们而鸣。同时，真正的美学也必须呈现“无罪之罪”。重要的不是写出“好汉”与“恶人”，也不是揪出“四大恶人”，而是写出无罪的罪人、无罪的凶手。这就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的：“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姓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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